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工匠精神”，体现的是企业或个人对产品质量精益求精的态度，做为一种人文素养和精神品质，恰是未来中国提升产品质量的软实力所在。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在制作器物时就有着崇尚善和美的传统，从古至今出品的器物中都凝结着浓厚的工匠精神，制作出了无数世界级品牌和具有顶级质量的器物。然而，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推进、高科技和工业的飞速发展，我国也遭遇了诸多产品质量问题。

　　一是追求性价比高的消费者影响了企业的质量观。价格是直接反映产品质量的指标，高品质必定表现为高价格。然而，由于我国的经济发展阶段，消费者长期在性价比高等观念的引导下，对质量不高但价格便宜的商品有了更高的接收度。这导致相当多的企业为了压低价格，采取了粗制滥造、偷工减料、采用低质原材料进行生产等短视行为来逐利。久而久之，劣质产品驱逐优良产品，不少企业逐渐摒弃了工匠精神。

　　二是崇尚狼性的企业文化不利于“匠人”的培养。工匠精神追求的是热爱、专注、执着以及一辈子的坚守和追求，具有这种精神的人才是真正的匠人。然而在市场经济的过度竞争中，很多企业采用狼性文化的人力资源管理模式，造成员工忠诚度较低，很难终身从事一项事业和一种产品的制造，也就无法成为真正的匠人，严重影响了产品的品质和质量的稳定性。

　　三是缺乏匠人对尖端技术的钻研导致产品质量难以提升。中国有非常健全的产品生产和加工链条，但因缺少长期钻研和持续创新的匠人，某些关键技术难以实现突破，只能依靠大量引进其他国家的技术或大量进口某些核心原材料、零部件或设备。没有匠人的钻研，国产的产品普遍存在稳定性差和可靠性低等质量问题。

　　事实上，解决我国当前的产品质量问题，实施质量强国之路，工匠精神有着极为关键的作用。

　　首先，工匠精神是一种生产力。工匠精神作为一种无形的人力资本，可以极大地提高劳动生产率和降低成本。在生产资料和生产对象领域，匠人会选取最好的原材料和制作最好的使用工具；在产品制造环节，匠人具有一种独有的内在禀赋，可以制造出传承千年且不断增值的物品，不断引领企业创造高品质的新产品，并屹立行业首位。在我国经济新常态下，工匠精神恰是增加新动能、促进产业转型升级的一种生产力；在企业质量文化打造领域，可以带领企业不断进行产品的创新发展，提升产品的质量和品牌，打造百年企业，从而提升整个国家产品的质量竞争力和品牌美誉度。这种生产力将会从提升产品质量出发，在各个层面支撑质量强国战略的建设和实施。建设质量强国，就需要具有工匠精神的人潜心专注各个领域，在生产的每一个环节都体现出最大限度的专业和标准，保证产品的好品质和高性能。

　　其次，工匠精神是一种创造力。工匠精神不仅是踏实认真做事情的态度，更是一种严格遵循规则基础上的创造力。中国古代工匠独有一种自我创新和自我开悟的精神，工匠自古就是指聪明具有创造才能的人。工匠精神蕴含的创新，是在严格遵循制作器物规则基础上的质量改善和技术创新，体现在产品设计、生产、销售和售后等全产业链质量管理体系中。工匠精神的创造力可以提升产品劳动生产率和产品质量，具有锲而不舍精神和创新能力的人，不断突破各种生产和流通环节的关键技术瓶颈，学习先进的质量工具和方法，不断地进行质量改进和工艺创新。

　　最后，工匠精神是一种无形契约。工匠制作物品是源于内心的热爱，追寻制作器物本身的善与美。“为了制作世界上最好听的笛子”等物品的制作，都体现了匠人在制作器物时所追求的个人价值观和社会责任感。可以说，匠人不仅是为了生存而去制作物品，不仅是为了赢得市场和打价格战，而是为了追求事物的完美与极致，在自由和自律中达到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平衡。工匠精神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的一种无形契约，具有工匠精神的人是通过全身心地投入、热爱和执着的精神制作产品的。为了追求完美的制作过程，他们会终身修炼技术，控制每个生产环节的质量，通过追寻善与美的目标和对所创作物品的热爱来保证每一个环节的品质，最终形成了内在的高标准和外在的名品牌。

　　在当代中国，需要全面传承和弘扬工匠精神，不仅要让匠人在提高产品质量中发挥重要作用，还要以工匠精神鼓励实业领域引领世界高标准、打造世界名品牌。如此，才能真正实现质量强国目标。

　　在政府层面，应通过质量战略和制度建设，引导全社会尊重和弘扬工匠精神，尊重匠人。可借鉴德国、日本和瑞士等国家的双元制和三元制，完善政府、协会和企业三方共建的职业技术教育体系。还要建立和完善现代学徒制度，鼓励建立大师工作室。

　　在企业层面，应建立培养工匠精神的激励约束机制。企业家应专注产品质量提升，致力于“百年老店”和“隐形冠军”的打造，引领企业提升产品的国际质量竞争力和世界品牌竞争力。应注重企业人力资本质量管理建设，建立系统化的工匠培育体系，培养大国工匠。建立合理的薪酬制度，改善一线工人工作环境，完善终身晋升制度。积极参与制定人力资本质量管理的国家标准和国际标准，推动中国质量管理标准的国际影响力。（刘伟丽 深圳大学质量经济发展研究院院长，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4BJL049〕的阶段性成果）